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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平的文章所想到的
McStone 发表于 2008-04-08 11:05:56
4月3日，《南都周刊》副总编辑长平发表了一篇《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社评文章，该文以南都一贯的风格笔调表达了希望我国政府摒弃新闻封锁，以开放的胸怀保障信息的自由流通的美好寄愿，但一石激起千层浪，高举着“爱国主义大旗”的革命小将们纷纷展开了揭批南都的罪恶历史和邪恶用心的斗争大会，声势之浩大，旋律之统一，让我眩目。
我们早已习惯于“少数有组织有预谋的反动分子，煽动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云云的思维方式，似乎一切非主流的意志都只是流于“少数”的层面，而唯有主旋律的鼓噪才是大脑思考的唯一途径。今天的凤凰咨询网上有这样一则新闻《奥运火炬巴黎遭“藏独”干扰主动熄灭》，让我有所意味的是，编辑在这则新闻后的链接相关报道里首先加上了《中国外交部：奥运火炬在巴黎被迫熄灭报道不属实》这么一则，其中用心我不知是不是又要让爱国同胞们好好揣测一番了。CCTV香港频道（凤凰卫视在坊间的别称）尚且主动将此事公诸于众，而外交部就在第一时间出面辟谣，如此迅速的在宣传阵地进行灭火工作已成为外交部门的另一项重要职责。
外交部发言人最近以从来没有过的高频率高调出席并发表最高喉舌的声音，秦刚在一次对德新社记者的反驳中有过这样的回答：“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人他饿了，没有钱去买吃的，他就能去偷，去抢，去抢银行吗？这是一种强盗的逻辑。”这样的回答得到了广大爱国革命小将们的热情高呼，但他们似乎忘了，他们的主子以及主子的祖宗当年就是通过这种逻辑建立起革命斗争的逻辑进行着暴力夺权的勾当，当然这并非我想说的重点。我们能够习惯通过单一的信息渠道获知所谓的“真相”，而外媒似乎不同，他们需要的是另一面的声音。如果我们回望德新社记者的提题“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流亡藏人那里获取有关信息，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因为我们没法从中国有关部门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也希望向当地政府核实有关信息以进行客观报道，但这很难”，那只能由衷地感叹这位发言人是多么的风马牛不相及。他不对这个体制内的由于新闻封锁造成的信息失真感到羞愧，反而借用其话语霸权加以辩护，言下之意更是恨不得要强迫天下所有的媒体都相信CCTV、人民日报、新华社之流一般。我不愿进行人身攻击，但是发言人的这样一种更强盗的逻辑，却着实更能凸现其个人以及某种力量的无耻。
“新闻无国界”早已成为国际共识，虽然这种共识更多的是带有某种虚幻的意味，但却实实在在是人类在道德上所追求的一种普适价值。爱国的革命小将们是次的表现却站在了“媒体有国籍”的层面之上，这就很容易让一切以斗争为逻辑的他们自我陷入到上述在西方人眼中不利的地步当中。前不久《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接受香港《亚洲周刊》专访时独家爆料了一段内幕：“中共十七大，当局原先对境外媒体卡得很紧，总是忧虑这些媒体偏爱那些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后来官方放开了一下，反而觉得效果不错。”再来对照中共在对待自己的大会以及是次对待西方媒体在藏采访的不同表现，只让人觉得给自己的耳光似乎特别的响亮。
曾几何时，胡乔木曾主张《人民日报》应该让其人民性得到最大的章显，而后由于胡绩伟的上位，终于定调为：“党报理所当然跟党走”。如今，大陆上又在重提“思想解放”以期获得在政治体制改革前那点必须的宣传阵地的突破，当触及某根敏感的神经之后一切又显得那么和谐。新任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甫一上任就在针对深圳乃至广东发展的会议上明确认识到了“务必进一步思想解放才能让广东得到更大的发展”，而后中央虽没有给予过多正面的评价但也表示默认。彼时，南方报业集团率先在广州和深圳两地大力鼓吹“曾经的经济体制改革先锋，如今即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特区”的论调，抢在官方媒体之前发布如此重大消息，势必为当局所不悦，纵然如此行为早已不是千百次的出现在这家媒体里面。也许这样民间声音超出了当局的容忍度，汪书记马上就出面定调表态，“深圳绝不做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而是深化发展”，为这一切划上了一条明确的底线。
回到长平的那篇文章上来，作者只不过以中国新闻媒体人中的普通一员善意地提出了我们的报道过程中的某些问题，缺乏沟通的机制来对待和处理异见，如此行径竟被解读为助纣为虐，足见革命小将们确实在长平的思维之前早已到了敌对阵营中去。当敏感的神经被轻轻触及之时，无穷的谩骂已经蠢蠢欲动蓄势待发了。沉迷在爱国热情中的革命小将们多少了解西藏历史？又有多少了解西藏与中央政府间的隶属关系？是不是有些小将们放大西方媒体的报道，转移了“少数想知道真相的中国人”对政府的西藏（少数民族）政策的反思和检讨的视线？最后我们还是来看看长平文章的轻声发问吧：“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
PS：狭隘的爱国主义抑或民族主义（英文都是Nationalism）在西方人看来是流氓者最后的避难所；而在我看来，它更像是在残酷斗争中的大旗，和斗争失利后的借口。
我们早已习惯于“少数有组织有预谋的反动分子，煽动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云云的思维方式，似乎一切非主流的意志都只是流于“少数”的层面，而唯有主旋律的鼓噪才是大脑思考的唯一途径。今天的凤凰咨询网上有这样一则新闻《奥运火炬巴黎遭“藏独”干扰主动熄灭》，让我有所意味的是，编辑在这则新闻后的链接相关报道里首先加上了《中国外交部：奥运火炬在巴黎被迫熄灭报道不属实》这么一则，其中用心我不知是不是又要让爱国同胞们好好揣测一番了。CCTV香港频道（凤凰卫视在坊间的别称）尚且主动将此事公诸于众，而外交部就在第一时间出面辟谣，如此迅速的在宣传阵地进行灭火工作已成为外交部门的另一项重要职责。
外交部发言人最近以从来没有过的高频率高调出席并发表最高喉舌的声音，秦刚在一次对德新社记者的反驳中有过这样的回答：“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人他饿了，没有钱去买吃的，他就能去偷，去抢，去抢银行吗？这是一种强盗的逻辑。”这样的回答得到了广大爱国革命小将们的热情高呼，但他们似乎忘了，他们的主子以及主子的祖宗当年就是通过这种逻辑建立起革命斗争的逻辑进行着暴力夺权的勾当，当然这并非我想说的重点。我们能够习惯通过单一的信息渠道获知所谓的“真相”，而外媒似乎不同，他们需要的是另一面的声音。如果我们回望德新社记者的提题“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流亡藏人那里获取有关信息，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因为我们没法从中国有关部门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也希望向当地政府核实有关信息以进行客观报道，但这很难”，那只能由衷地感叹这位发言人是多么的风马牛不相及。他不对这个体制内的由于新闻封锁造成的信息失真感到羞愧，反而借用其话语霸权加以辩护，言下之意更是恨不得要强迫天下所有的媒体都相信CCTV、人民日报、新华社之流一般。我不愿进行人身攻击，但是发言人的这样一种更强盗的逻辑，却着实更能凸现其个人以及某种力量的无耻。
“新闻无国界”早已成为国际共识，虽然这种共识更多的是带有某种虚幻的意味，但却实实在在是人类在道德上所追求的一种普适价值。爱国的革命小将们是次的表现却站在了“媒体有国籍”的层面之上，这就很容易让一切以斗争为逻辑的他们自我陷入到上述在西方人眼中不利的地步当中。前不久《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接受香港《亚洲周刊》专访时独家爆料了一段内幕：“中共十七大，当局原先对境外媒体卡得很紧，总是忧虑这些媒体偏爱那些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后来官方放开了一下，反而觉得效果不错。”再来对照中共在对待自己的大会以及是次对待西方媒体在藏采访的不同表现，只让人觉得给自己的耳光似乎特别的响亮。
曾几何时，胡乔木曾主张《人民日报》应该让其人民性得到最大的章显，而后由于胡绩伟的上位，终于定调为：“党报理所当然跟党走”。如今，大陆上又在重提“思想解放”以期获得在政治体制改革前那点必须的宣传阵地的突破，当触及某根敏感的神经之后一切又显得那么和谐。新任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甫一上任就在针对深圳乃至广东发展的会议上明确认识到了“务必进一步思想解放才能让广东得到更大的发展”，而后中央虽没有给予过多正面的评价但也表示默认。彼时，南方报业集团率先在广州和深圳两地大力鼓吹“曾经的经济体制改革先锋，如今即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特区”的论调，抢在官方媒体之前发布如此重大消息，势必为当局所不悦，纵然如此行为早已不是千百次的出现在这家媒体里面。也许这样民间声音超出了当局的容忍度，汪书记马上就出面定调表态，“深圳绝不做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而是深化发展”，为这一切划上了一条明确的底线。
回到长平的那篇文章上来，作者只不过以中国新闻媒体人中的普通一员善意地提出了我们的报道过程中的某些问题，缺乏沟通的机制来对待和处理异见，如此行径竟被解读为助纣为虐，足见革命小将们确实在长平的思维之前早已到了敌对阵营中去。当敏感的神经被轻轻触及之时，无穷的谩骂已经蠢蠢欲动蓄势待发了。沉迷在爱国热情中的革命小将们多少了解西藏历史？又有多少了解西藏与中央政府间的隶属关系？是不是有些小将们放大西方媒体的报道，转移了“少数想知道真相的中国人”对政府的西藏（少数民族）政策的反思和检讨的视线？最后我们还是来看看长平文章的轻声发问吧：“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
PS：狭隘的爱国主义抑或民族主义（英文都是Nationalism）在西方人看来是流氓者最后的避难所；而在我看来，它更像是在残酷斗争中的大旗，和斗争失利后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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